试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结构

随着“国家治理”被作为治国方略写入党的公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近期学术讨论的高频词。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的讲话中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一个制度逐步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价值积极构建的过程。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价值层面呈现出一个多样、立体、有机的复合体图景，存在一定的价值结构。

一、国家治理的价值及其存在依据

探讨国家治理的价值结构，要从“价值”一词说起。价值是在人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现象。梳理价值哲学史，可以发现，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价值”，不同的哲学流派对其认识并不一样，总体来说，对于“价值”的界定主要是从价值主体、价值客体、价值主客体关系以及实践的角度进行划分和归类的。具体说来，主观主义价值说认为“价值”归根到底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对价值的衡量标准取决于人们的兴趣、欲望、需要、情感、目的等，这种观点夸大了价值的主观性，易导致价值相对主义。客观主义价值说认为“价值”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现象，或客观事物的某一种属性，客观主义价值说易导致价值观上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主客体关系说是从主体和客体关系的角度来界定价值，认为价值不是“某种独立的实体”，也不是纯粹主观的偏好，“而是人们所特有的对象性关系的产物”，〔2〕这种观点比前两种观点前进了一步，但对于价值主客体关系的认识过于机械和僵化。因此，在吸收前面三种学说的合理主张的基础上，我国的价值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指导，遵循“实践说”的研究路线。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主体和客体是实践的两个基本关系项，实践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客观活动，价值即是在这一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即“价值产生于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既是客体主体化的过程，也是主体客体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两个过程的循环往复中，形成了价值现象的丰富、动态图景。从实践出发来理解价值，即克服了主观主义价值论可能带来的价值相对主义，也克服了客观主义价值论可能带来的价值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主客体关系学说。因此可以说，“‘价值’是对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它代表着客体主体化过程的性质和程度，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在这方面，列宁也曾提到，“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包括到事物的完整的‘定义’中去

国家治理及其秩序的建构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在人类历史的演进和国家类型的更替过程中，国家治理的价值问题也成了几乎与国家的历史一样久远的永恒话题。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人们对国家治理的价值的论述多是与君主、道等联系在一起的。普遍认为国家治理的价值与民众息息相关，国家治理安定清明，则会得到民众的拥护，国家治理混乱无序，民众就会起来反抗。比如荀子就认为:“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在西方，人们对国家治理的评价多是与国家的政体、国家的美德等联系在一起的，从柏拉图对于哲学王的追寻、亚里士多德对于六种政体的探讨，一直到后来对于政府选择和评价的标准无不渗透着人类对于国家治理的价值追求。不同的学派基于不同的立场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如功利主义的代表密尔就主张:“把社会利益的总和……作为检验政府好坏的标准。”

聚焦到当下中国，国家治理具体展现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具体说来，“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表面看上去，国家治理只是一个国家机器的运转，是一系列制度作用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形成的制度运行系统以及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但是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国家治理及其秩序的建构一定是在与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才能发生并正常运转下去的。在这种对象性关系里，人作为主体，以自己的需要、能力以及发展为尺度，认识、理解、评价并适应国家治理这一客体，从而实现自己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国家治理也存在价值问题，国家治理的价值是对国家治理的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即国家治理的存在、属性、内容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性质和程度。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治理的价值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不能离开具体的实践活动抽闲地谈论国家治理的价值。当下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的建构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85年8月，邓小平就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习近平也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国家治理的价值结构及其划分意义

国家治理的价值不仅仅是一个存在与否的问题，也是一个结构问题。《新华词典》中对“结构”的解释是:“结构是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及其结合方式”。因此，结构意味着整体是由系列部分组成的，这些组成部分按照一定的联系、规律和方式集合而成一个有机整体。在“结构”前面加上不同的定语，其内涵就会变得异常丰富，如“原子结构”、“建筑结构”、“立体结构”等。同样，“国家治理的价值结构”也必然会遵循结构的一般规律:国家治理的价值是一个体系，它由很多构成要素组成，这些构成要素又根据一定的方式和规律排列组合成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的、有机的整体。所谓的国家治理的价值结构是指对国家治理主客体相互关系的一种主体性描述，即国家治理的存在、属性、内容和合乎规律的变化与主体尺度相一致、相符合或相接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要素复合体。具体说来，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结构可以划分为以下两种:

一种是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结构。人是实践和历史的主体，人不仅是国家治理的价值评价者和享用者，也是国家治理的价值的实践者和创造者。因此，国家治理的价值问题就转化成了“人的价值”问题。人的价值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结构，换言之，国家治理的价值对人的需求的满足归根到底归结为人对自己和自己活动的需要，人对国家治理的价值的追求的实现和满足，也最终都是依赖于人的活动、实践和创造。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现实的人”，是“自然生命物”与“社会存在物”的统一，个体在社会生活中会与自身和社会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人的价值具体化为人的自我价值和人的社会价值。可以说，对于人的价值的这一结构划分是学界的共识，也是指导我们进行公民道德建设、社会主义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指导原则。但是在中国国家治理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来谈论人的价值问题，有必要把国家作为一个单独的集体进行讨论。基于此，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结构就包括人对自身的价值、人对社会的价值和人对国家的价值三个方面。

另一种是国家治理的具体价值结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系列制度作用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形成的制度运行系统以及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在社会各系统、动态展开的整体和过程。国家治理作为客体在动态、完整地展开过程中，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都展现出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和意义，我们称之为国家治理的具体价值结构，即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的建设领域的制度体系和执行能力对人们的价值所形成的结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的经济价值、国家治理的政治价值、国家治理的社会价值、国家治理的文化价值、国家治理的生态价值和国家治理中党的价值。

对国家治理的价值进行结构划分意义重大，它是减少价值冲突，达成价值共识，建构国家治理秩序的重要基础。首先，价值冲突与价值客体的医乏紧密相关，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赛CLewis Cosec就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价值冲突的强度与客体的医乏度成正比，这是人们对有限资源的‘竞争’或‘争夺”，因此，要避免价值冲突，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性，首要的是要在国家治理的价值客体即在国家治理的体系和国家治理的能力方面要提供全面、系统、足够的价值能够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其次，价值客体各系统的协调一致影响价值共识的达成。当代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一书中深刻地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各遵循不同的价值原则进行，从而导致了三个不同领域的不协调混合，导致了三者间根本性的对立冲突。可见，国家治理各领域价值原则的协调一致是达成价值共识的基础。最后，有利于国家治理秩序的构建。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结构，可进一步具体化为公民个体和社会的价值遵循和行为规范;国家治理的具体价值结构则具体化为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的建设各领域所应遵循的价值准则。这两种结构相互联系，遥相呼应，不可分割开来理解。如果只强调一种价值结构，而忽视另一种价值结构，依然会损害整个国家治理的价值体系整体布局，最终导致整个国家治理秩序建构的失败。

三、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结构

国家治理的基本价值结构即人的价值所呈现出的价值体系，具体是指人作为价值客体对人自身、对自身之外的他人和集体的价值复合体。人的价值是国家治理的价值的基础，离开人的价值谈论国家治理的价值问题，必然是抽象地就价值谈论国家治理的价值，那么国家治理的价值也必然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第一，人对自身的价值。人对自身的价值是指人既作为价值客体，又作为价值主体，既是价值的创造者，又是价值的享有者的情况，简单说来就是人对自己需要的满足，是人对自己的意义。具体说来，依据人的需求的从低到高和人对自身这些需要的满足顺序可以将人对自身的价值分为生命、生存和发展三种价值。首先，生命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起点，没有了生命，人的其他的一切都无从谈起，也无从展开，也就没有了探讨的价值。人类的所有的价值关系都是以生命为载体建立起来的，正是有了生命的存在，才有了主体和客体，才有了价值关系，才有了人对自身、对社会的价值大小问题，生命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基础的基础。其次，在一个人生命展开的过程中，他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很多对象、事物发生关系，以求得自身在世界上的生存，个体通过自身努力得以在世界上存在的过程既是人对自身的生存价值。马克思在CCTV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曾鲜明地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川最后，人与动物不同，人是不会仅仅满足于生命支配的本能活动和生命存续的生存活动的，人总是利用自然赋予的这个神奇的生命去进一步开创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涉及到人对自身的发展价值。以上三种价值的实现和满足都是与个体的实践、能力和社会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人对社会的价值。人对社会的价值是指人对他人、集体的意义，“它表明任何人的存在都不可能与他人和社会相脱离，人不仅作为价值主体而享有人类社会的文明财富，而且也时时作为价值客体承担着贡献的责任”。〔l3j人对社会的价值体现在很多方面，也有适用领域和层次的不同，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链条的展开过程中，其价值依据生活的区域可具体表现在友善、诚信和敬业三个方面。首先，“友善”历来被当作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得以传承和弘扬，友善价值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人际关系中应有的特征，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处理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价值标准，它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团结程度、反映了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强弱。个体对他人的友善主要表现在尊重他人、礼貌待人和乐于助人三个方面。其次，“诚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规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观在建国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突出表现就是在吸收西方诚信观合理价值的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交融，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诚信观，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员的诚信观和经济社会领域的诚信思想。最后，“敬业”作为中华民族的又一传统美德，是个体在职业领域产生的对他人和社会的一个重要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对敬业没有直接的探讨，但是它对于劳动的阐释则为刻画敬业这一人的重要价值做了最好的注脚。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观和敬业观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得到了积极的发扬，“社会主义社会为人们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生产劳动中更好地发扬敬业精神赋予了新内涵，创造了新空间”。( }a)

第三，人对国家的价值。人对国家的价值，即作为个体的人对于国家的存在和维系所具有的价值。自国家产生以来就存在个体对于国家的价值问题，在现代个人与现代国家的相互关系中，个人对国家的价值具体表现在爱国、守法和监督三个方面。首先，爱国，具体说来是指个体在处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时，个人对国家的兴亡负有责任，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自觉主动地把个人的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具体说来，爱国主要体现情感上的认同、实践上的践行和理性上的爱国三个方面。其次，守法作为公民个体对国家的一个重要价值，对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建构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促进法律秩序的形成，进而影响社会秩序的建构和国家治理的成败。我国公民的守法意识并不是很强，守法精神的培育也比较缓慢，公民主体性意识差、官员守法意识差、制度设计缺乏加剧公民守法意识淡化等是主要原因。最后，监督是现代社会中公民个人对国家的又一重要价值。监督是指公民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活动的总称，监督范围包括: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重点是行政权。(l5〕通过民众来监督国家和政府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当代世界各个国家无不重视民众对国家的监督的巨大价值。

四、国家治理的具体价值结构

如前所述，国家治理的具体价值结构在其动态运转过程中展现为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的价值领域的价值，各领域的价值要素又构成了一个个小的价值结构系统。 国家治理的经济价值是指国家治理作为价值客体对人民经济需要的满足和意义，具体表现为自由、效率和公平。自由，是人类一直以来孜孜以求的状态。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个人自由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个人自由发展，是市场经济的前提、保证和动力，而进一步的自由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巩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效率亦是经济建设领域要实现的重要价值，效率关乎生产力，效率与市场紧密相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即是市场逐步扩大的过程、效率逐步提高的过程和生产力逐步提升的过程。公平，是指社会成员公正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公正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权益。如果说效率的重点在于如何把蛋糕做大，那么公平的重点则在于如何把蛋糕分好，社会主义的公平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国家治理的政治价值是指国家治理作为价值客体对人民政治需要的满足和意义，具体表现为稳定、民主和公平法治。稳定是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类一直在追求的状态，重视营造和建设安定、平稳的政治环境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目标和价值导向，并且将稳定放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中进行供给。民主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也是一整套机制和程序，还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手段，是衡量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具体到中国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及这一制度下的一整套机制、程序和手段。在现代社会，实行法治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治国理政的第一选择，也是世界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建国后，党领导人民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实践和探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以党的最高会议的形式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了全面部署，对于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意义重大。

国家治理的社会价值是指国家治理作为价值客体对人民社会需要的满足和意义。国家治理的社会价值依次体现为平等、公正和效率。平等是社会领域建设的价值基石，社会建设基本都是关系民生的重要领域，关系到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生、老、病、残、死等方面，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具有很大公共性。因此，坚持“人人共享”的理念，保证每个人的机会平等是社会建设实现的第一个价值。公正一定包含着某种形式的平等，但平等并不意味着一定公正，因为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并不意味着过程和结果的平等，这就涉及公正，公正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应该具有的“美德”。社会建设除了要具有平等和公正的价值以外，效率也是一个重要的价值维度。但是效率离不开社会建设领域相关事务的公共物品属性。因此，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倡导公共精神是国家治理在社会建设领域倡导的又一价值。

国家治理的文化价值是指国家治理作为价值客体对人民文化需要的满足和意义，具体表现为多样、先进和创新。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任何社会的文化都不会是整齐划一的，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思潮是文化领域的常态。当然，文化的多样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多样化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化。通过国家的力量推动先进文化的建设是文化建设遵循的另一价值原则，具体体现为文化作品的先进、文化工作人员的先进和文化工作制度的先进三个方面。创新主要指思想理论创新、文化观念创新和文化体制创新。( }s〕思想理论创新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的理论创新，这是文化创新的核心，具有全局性和纲领性的战略意义。文化观念创新是文化创新的内在动力，需要处理好与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文化体制创新是指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形成尊重创新、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和相应的制度安排，这是文化创新的重要保证。

国家治理的生态价值是指国家治理作为价值客体对人民生态需要的满足和意义，具体表现为和谐、公平和责任。生态领域的和谐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友好相处。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重要命题，并把这一命题确立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这为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理论基础。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维护生态公共物品的公平性是国家在生态文明治理中所要坚持的重要价值取向，即确保任何企业和个人不会为了个人的经济私利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损害其他人享受环境公共物品的权力。由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的重要特征，可以引申出国家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应遵循的第三个价值—责任，即政府负责的原则和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

国家治理中党的价值是指中国共产党作为价值客体对人民需要的满足和意义，具体表现为廉洁、勤政和为民。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定位。廉洁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内在要求，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任务。建设廉洁型政党，重点在官员，关键在制度，党中央重拳出击“打老虎”、“拍苍蝇”，颁布相应法规，出台相应法律，通过推进制度化深入建设廉洁型政党。勤政是我党对党员干部的又一要求，作为党员干部要“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善谋善为”，对“懒政庸政怠政、不作为的要严肃问责，对不敢抓不敢管、尸位素餐、碌碌无为的干部，坚决采取组织措施”。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最高价值原则，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其根本性质就决定了它的宗旨就是为民，这要求党员要具备求真务实的作风、具有为民服务的能力和掌握为民服务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