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家战略与学科发展

所谓“一带一路”战略，是在2013年9月和10月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ALL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构想基础之上提出来的。该战略的口标就是本着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原则，建立一个包括欧亚大陆在内、世界各国在内的，互惠互利的利益、命运和责任共同体。那么，“一带一路”战略对回族学意味着什么呢?论及我国西北地区的向西开放，不能忽略20世纪80年代末由余振贵、张永庆共同编著的《大西北对外开放的新思路》一书，该书被称为“国内研究大西北对外开放问题的第一本专著”m。这本“开辟西部通道—大西北对外开放战略的新抉择”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分析了大西北开辟“西部通道”的国际和国内环境、“软件”和“硬件”环境，探索了开辟“西部通道”的经济前景与发展战略等，同时强调实施“开辟西部通道”必须要解决好6个关系，即通道战略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关系，实物流通与非实物流通的关系，拆除通道壁泉和增加通道趋同力的关系，通道输出能力和区域性经济实力的关系，中央宏观开放政策和区域的自力、自主、自创的关系，西部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的关系。这次会议还提出了8项具体实施的建议[ca，许多见解今天读来依然颇有启发。

相对于“开辟西部通道”的提法，回族学的概念当年还在酝酿之中。自1995年全国第八次回族史研讨会倡议建立研究会以来，直到1998年中国回族学会才成立，为回族学学科成为显学奠定了组织基础。其后，回族学研究一直在中国回族学会的领导下，在强化组织建设的同时，研究领域不断得到拓展。遗憾的是，随着学会的建立，回族学研究越来越聚焦于以回族历史和文化为中心的探讨，尽管研究成果不断增多，但是战略性研究视角的缺失，使得回族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应对重大现实前沿问题的能力和区域社会发展履须的能力。可喜的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必然会再一次刷新西部地区开放的内涵，对回族学学科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也是前所未有的契机。由于自学会组织建立以来，回族学学科建设所涉及的学科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等方而还没有系统思考，为此，笔者不揣浅陋，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尝试从4个方而提出系统的认识。限于水平有限，错漏之处或有存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本体论:从族别研究到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研究学科本体论主要回答“如何界定回族学学科定位和范围”的问题。一般意义上，学科乃是科学知识体系的分类，不同的学科就是不同的科学知识体系。有关回族的研究，在民国时期涵盖了回族和伊斯兰教研究，被称为“回教研究”;在新中国，尽管也包括了伊斯兰教的内容，但其本质上已经被归类于族别研究的范畴。在这一意义上，回族学的本义显然是关于回族历史、社会与文化的系统知识。而今天，在族别研究越来越聚焦的情形下，我们先要考虑的是回族学学科的定位问题。

我们认为，尽管在族别研究范畴内，回族学研究逐步得到细化和深入，但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并不能继续将其定位为族别研究，否则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研究视野的局限、研究方法的单调，以及削弱理论创新的适用胜，难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学术对话，更谈不上应用研究的推广。我们认为，回族学研究除了要涉及“回族的产生过程、地理分布、民族关系、文化交流、经济特点、民族意识、发展变化、心理素质以及对祖国的贡献等’，更应该将研究领域从以族别研究为中心的研究，拓展到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所涉及的国家、地区内的民族、宗教和文化以及两个丝绸之路所涉及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关系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回族学学科应该界定为与回族历史与文化关联的所有知识的系统集成，既包含有关回族社会内部的研究，更应该包括回族与其外部自然、人群和环境互动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将回族学定位为一个跨学科的综合研究。

从人类学角度看，回族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文化。当然，其研究对象肯定是以回族文化研究为起点，而不是核心。人类学的整体论告诉我们，研究文化至少分为三个层而，一是物质文化的研究，二是制度文化的研究，三是精神文化的研究。以物质文化研究为例，回族学研究应当切实研究物质文化跨民族、跨区域、跨国界的流动及其影响;以制度文化为例，回族学研究应发掘社会制度对民族发展、民族关系发展的影响;以精神文化为例，回族学研究必须考虑文学、历史、宗教等文化在民族之间、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流动与转换。结合“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与规划，回族学应超越族别研究的局限，打开视野，将研究内容拓展至对区域文化圈、中华文化圈、世界文化圈等内部不同民族、不同区域内文化间关系的研究与探索。同时，考虑到“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内在主要任务是经济体系的构建与链接，因此，回族学当下最紧迫的研究内容就是要从经济研究着手，在摸清经济资源分布的前提下，探索我国境内信仰伊斯兰教民族间的经济资源及经济生活的频繁互动，探索穆斯林民族如何参与国内外经济体之间的联系与互惠，国内外不同民族间经济生活的交融与互渗，以及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如何搭建各类经济平台、信息平台、服务平台等重大现实问题。 显然，回族学要实现学科发展的超越，就不能局限在族别研究层而，应超越民族界限、区域界限、国家界限。其有关研究也不能局限在回族内部知识的探讨，否则，仍会陷入“在教言教”新的历史宿命，难以实现学科的跨越式发展。同时，也绝不能将回族学的特性仅仅限定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有限的学科范畴内，而应将其视为一个综合的、超越了人文和自然科学的整合性学科。

二、认识论:研究视角与理论构建的创新

学科认识论主要回答“如何选取研究视角，如何进行理论创新”的问题。如果能打破族别研究局限，那就意味着回族学研究必将迈向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领域。回族学发展路径的基本脉络可以是从族别研究出发，推进到伊斯兰文化研究，然后再推进到国际关系的研究。抽象地说，就是从民族研究到宗教研究，再到国别和国际关系研究。当然，这种国际关系研究涵盖了伊斯兰国家之间、伊斯兰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等等。而就国内学界的研究看，回族学、伊斯兰教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基本是独立的体系，还缺乏深度的融合和协作。而未来回族学的超越，应当在拓展其研究范围和内容时，打通回族学研究、伊斯兰教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含国别研究及中外关系史研匆。“一带一路”背景下，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所贯穿的国家和地区都应纳入到回族学研究的范围中来。如果仅仅停留在回族社会内部的研究，会局限回族学学科的社会影响力及其在国内学术舞台中的地位。我们认为，未来回族学的发展需要在认识论上刷新。

首先，回族学要走向世界，成为一个国际性学科，必须具有全球视角。全球视角要求我们看到，发生在中国回族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变迁并非回族社区独有的现象，有可能在全球其他地区也存在。比如国内因为饮食禁忌而产生的矛盾冲突在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与华人之间也存在，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应该研究马来西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实践。更有可能的是，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汉族更有机会进入中亚和西亚地区，如果生活习俗上不顺应当地文化，可能会引发相应的冲突。全球视角也可以叫跨文化比较视野，这种视野不仅让我们看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文化的多样性，也能看到文化内部不同群体的多样性。在多样文化的比较之中去认识和理解文化间的互动、渗透、转化以及新文化的生成。

其次，回族学要走出族别研究的局限，就必须具有关系视角，即将回族社会历史与文化放置于多重文化关系的网络之中，具体考察回族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研究可以是物质技术文化关系的研究，也可以是制度文化关系、精神文化关系的研究。这种关系视角的应用口前还主要停留在民族关系层而，主要用来助推我国民族团结的创建。这显然不足以提升回族学的学术水准，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如果没有关系视角，有些历史问题很难在现实中获得真切的理解和同情，甚至会强化民族之间的隔阂，产生民族内部纠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强调关系视角是我们理解回族历史和现实的基本出发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回族穆斯林群体游走在不同国家之间，成为新丝绸之路上的淘金者。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这个潮流势不可挡。

再次是跨学科的视野。回族学学科源头是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都曾关注回族和伊斯兰教研究。将回族学界定为综合性学科，其研究就必然需要更多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整合性运用。随着回族学研究范围和领域的拓展，研究者需要更高的素养，除了其他社会科学如政治学、宗教学、经济学等外，甚至有时也会需要自然科学的学术素养。在姚继德先生看来“站在广义民族学和发生学的角度上看，回族学与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生着必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举凡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艺学、语言学、考古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历法学、医药学、海洋学甚至遗传学等横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学科的基本理论，都可以成为回族学自由采纳使用的范畴。

不能忽略的是，回族学研究还必须进行理论建构的尝试。这种理论建构应该还原到社会科学一般性理论层而，确保其学科研究的学术对话能力。比如，在描述回族学研究对象的同时，还应考虑如何将理论建构还原为一般性原理的层而进行探索，比如文化关系理论、文化变迁理论、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当然，也可以具体探索民族文化发展的各类具体议题，如伊斯兰的同一性与地方性、伊斯兰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中国伊斯兰的本土化等等。

三、方法论:从历史叙述走向分析性阐释

方法论主要是用来回答“运用什么手段来研究”的问题。由于回族学始自回族史研究，初期主要是历史资料的汇集，回族通史、地方回族史的构建，历史学方法是其基本手段。其后，随着近代社会调查风气的兴起，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逐步成为回族学研究的一种手段，田野调查方法也开始得到回族学研究者的认同。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回族学研究不仅要进一步做好丝绸之路文化关系史的分析性重建，更应该做好田野调查，将民族志方法具体运用到不同国家和区域的社区电“‘一带一路’的建设，应该文化先行。}, Gl而文化先行，就必须增进彼此的了解。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海外民族志，就能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积累认识上的基础。

基于此，我们认为，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回族学应该在重视国内田野工作的同时，逐步将田野工作拓展至周边国家，逐步开展海外民族志的写作，通过分析性阐释来增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认知和理解。要做好海外民族志，需要培育大量新型的学科人才。海外民族志的写作要求有多语言训练的生源。因此，在后备学术人才的储备上，应当考虑将多种语言训练作为重要的学术基础。显然，未来的回族学如果仅仅从事“族别中心”的历史叙述，将不能满足国家战略的需求。要补足这一缺憾，就必须大力倡导海外民族志写作，鼓励以分析性的描述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交融和共享。这应成为回族学发展的未来导向。四、实践论:从自发性生长到自觉性规划

所谓学科的实践论，主要指学科建设的具体操作层面。费孝通先生指出:“一个学科的建立，至少要包括5个部分，即学会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各大学的社会学系、图书资料中心、出版物。这5个部分建立起来后，这个学科就初具规模了。根据这一标准，学会组织上有“中国回族学会”等;专业研究机构有‘j‘夏社科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e}夏大学回族研究院、北方民族大学回族学研究院等;出版物有《回族研卿《中国穆斯林》等。图书资料中心尚缺乏资源整合的机制;尽管没有本科教育的学系，但是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南民族大学都先后设立有相关的硕士和博士招生方向，北方民族大学已获批“回族学”二级学科硕士点，设于民族学一级学科下，201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从学科建制看，学术团体、研究机构、期刊、大学内学科点等的创建与传承都是学科客观化和实体化的表现。

有必要反思的是，学术研究组织化究竞能不能促进学科知识体系的长足进展?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组织社会学研究告诉我们，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往往很难避免其自身的自利性。这在政府组织中可能表现为政府与民争利，忘记了其本身服务社会的宗旨。比如‘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是其成员的共同利益代表。另外，作为地方政府为‘造福一方’，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也会导致政府组织自利的发生。同样的道理，政府职能部门乃至公务员个人为了追求部门利益的最大化，也会追求部门或个人的自利。这提醒我们，在学术团体建设发展中，应当克服学术团体自身及其内部人员的自利性。本着促进学术、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初心”，将学术领域拓展、学术人才培养、学术成果培育作为基本工作方向。尽管回族学会建立多年，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组织过一系列学术会议，但是，回族学在很多领域都没有形成细分的学术团队。多数情况是，研究者要么从自身的兴趣出发，要么从国家或地方社会阶段性社会需求出发开展研究。这种研究模式依然是散兵游勇模式、自发性学科发展模式。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回族学研究应该考虑如何迈向自觉性学科发展阶段。具体操作层而，一是要梳理既往研究的学术成果和研究人员的基本信息，摸清既往学科研究的主要成就和存在的缺陷，结合国家战略，拟订未来学科建设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同时，通过设立学术研究基金来鼓励学术研究创新。二是可以考虑通过建立回族学学科网站，搭建学术交流平台，提供学科研究信息服务，为政府、企业和社会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发挥智库作用。三是尝试组织小规模细分领域的专题学术工作坊，积极培育学术梯队。这种学术梯队的培育不仅是学术深入发展的需要，更是学术研究领域传承的需要。这方而有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马亮生先生领导下的“中国南方回族古籍丛书编委会”自1994年以来，先后发掘了大量南方回族古籍资料，出版了涉及回族谱煤、碑刻匾联、历史人物、文化教育、经济商贸、社会团体、清真寺等七种史料，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组织的协调性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回族学要在新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实现超越，就必须优化研究队伍的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的优化可以促进组织内部的学术协作，如果形成了集体攻关的学术习惯，很多学科内部的疑难杂症也就迎刀而解了。

总之，在反思回族学学科建设的历程中，我们丝毫不能回避的是，在中国社会科学的阵营中，回族学学科建设似乎还没有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同;在应对国家和区域发展的重大需求而前，回族学学科尚未做出积极应对;在学术成果上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在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中需要发挥回族学的优势，亮出自己的声音，彰显回族学学科的自信。而要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必须对回族学学科建设进行系统的反思与追问，必须考虑回族学学科建设的系统理论建构。推进学术发展是学者不容推卸的历史使命和责任，在国家战略提供的契机而前，回族学研究者应该考虑如何积极参与即将到来的学科拓展与超越。